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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

教育界内部正悄然发生着自下而上的变革。这种来自民间新教育的冲击持续而坚定,传统教育模式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在被重新建构。

在中国,提起教育,每个人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教育流水线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引发无尽的争执与批判。然而,更迫切的现实是:为了让教育变成孩子当下的幸福,每一个普通的家长、教师、专家能为中国教育的变革做些什么?

民国时期教育圈的人都是自由的、认真的

盗火者:您怎么评价中国的教育现状,您心目中的理想教育什么样?

陈丹青: 我离开大学五六年了,教育现状我已经不太清楚,但据我所知没什么变化,过去的那一套还在继续执行。现在大家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可能是中国现代最好的一 段教育,第二段就是西南联大时期,第三段是上世纪50年代的教育,教授的素质、学生的素质都远远超过今天。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文革”以后,上世纪70年代 末到80年代初相对来说也不错。但1949年以后的两三个阶段,加起来都不可能像北洋时期那样,因为那时候的国家不能介入教育,那时候的北大、清华根本不 听政府的。国民党接管以后,一度想渗入到大学教育,但一直不成功。咱们说的教授治校,在军阀混战时期和一部分国民党时期,甚至抗战时期都是贯穿下来的,彻底改变是从1950年开始的。

盗火者:民国人和今天人的精神气质,有什么显著不同?

陈丹青: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蔡元培是 国民党的元老,但他可以拒绝北洋政府的很多措施,北洋政府拿他没有办法,还要重用他。说得夸张一点,整个民国时期教育圈的人,无论师生、官员,都是自由 的、认真的,他要做什么事,真的会去做。今天有哪个校长敢完全不理会政府怎么想,就径直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哪个学生敢站起来对校长说“你是错的,你 应该下台”?民国时经常发生驱逐校长、驱逐教授的事情,虽然有点过激,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但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学生是有主见的、有行动力的,而且是有影 响力的。“五四”就是一个例子,“一·二九”也是一个例子,共产党就是从这些学生里走出来的。

民国人跟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没有断。虽然1905年废除了科考,但是两千年积淀下来的读书人的集体人格还在,学问的大脉络还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年都还在。我小时候见到的初中生、大学生,他们的家教,他们对学问的态度,那种好学、担当、奉献,还没有完全断掉。真正断了是“文革”以后。80年代有那么一小段回光返照,但只持续了10年,上世纪90年代又下去了,都变成我要拿学位,或者我要入党,我要做生意,上学变成了一件赤裸裸的功利的事。

民国的课本“好善良”

盗火者:民国时代的语文,究竟美在哪里?您曾经说民国的教育好善良,这话什么意思?

陈丹青:我说的是民国的课本好善良,尤其是小学课本,有猫、狗、春天、风筝,编课文的人有慈悲心、父母心。你看周海婴回忆录里提到的他在上海念小学时的成绩单,包括品德、智力、勇气、谦让、礼貌等项,这就是把你当一个小孩、当一个人看。木心先生幼年在乌镇的小学上文学课,一所中国乡下的小学里就已经放莫扎特舒伯特的歌了,还有勃朗宁的童话、安徒生的 童话。他都不知道谁是莫扎特,当时小嘛,七八岁。我母亲小时候学校里有一架风琴,现在她才想起来原来老师弹的都是教会里的歌,圣母、上帝,人要爱人、原谅 人。你再去看《早春二月》还有其他民国电影里的老师和孩子,都是非常善良、非常简单的。他们相信这个社会、相信人,心态是好的。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 真的相信这个社会。他一生出来父母就告诉他,你要当心,不可以这么简单地跟人交往。这种善良的教育已经完全灭绝了。今天的小孩刚上幼儿园就知道要和哪个阿 姨搞好关系,哪个阿姨父母是塞了钱的。

这就是善良,这就是教育

盗火者:现代作家,您倾向于选谁?

陈丹青:我主张给稍小一点儿的孩子看最易懂的东西,外国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都挺好。如果要读比较艰深的、复杂的、有哲理的,等孩子到高中和大学时可以让他自己去选择。

我女儿在美国读小学时,《圣经》他们会读,希腊神 话也会读。木心先生给我们上第一堂课讲希腊罗马神话时,他问在座的哪位读过希腊神话,班里面年龄有快50岁的,也有我们这一辈30岁左右的,没有一个人举 手,我们全都没有读过,因为教科书里没有。只有我女儿举手,她说她读过希腊神话,木心讲的故事她知道。她到了大学,要选六门课,其中有一门就是《神曲》, 结果来了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教了一辈子《神曲》,将近40年。他会讲维吉尔带但丁游地狱,游完以后要到天堂了,维吉尔就消失了。老头子每次讲到这里都会 泣不成声,在课堂上大哭起来,这就是我说的善良。他讲了40年,重复了上千遍,可每次讲课还会受不了,眼泪喷出来,这就是教育。

我更相信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

盗火者:现在有一股潮流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比如乡村立人图书馆、免费午餐、募师支教等。您怎么看?

陈 丹青:我很尊敬他们。我们那个年代,大量知青下乡是被迫的,现在终于有人愿意主动去,当然是好事。好人永远都会有,傻人也永远会有,这叫作理想主义。我知 道有个德国人长期待在云南,受尽各种挫折、屈辱,但他仍然待在那里。这不奇怪,西方传教士几个世纪都在做这样的事,中国一定也有这样的人。但是,所有人在 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 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一些傻子,愿意反方向地从城里往乡下走,去从事这些公益事业

我很惭愧,现在总被当成一个可以来谈教育的人,但其实我更相信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我敬佩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能走多久。

要听话,不要一流人才

盗火者:钱学森临死前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现在的中国教育为何不能培养出一流人才。您的答案是什么?

陈丹青:我的回答很简单,中国的教育就是希望不要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且做得很成功。这五六十年来的教育只在做一件事,就是控制青年,让你被动,不要主动。

盗火者: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陈丹青:我们都给绑起来了,但如果你是个有些想法的人,你会让绑着的四肢没有那么痛。“文革”中斗人,斗完以后有些老先生会交流经验:“我跪了四个钟头,因为我发现有种跪法没那么累。”我不是讲笑话,每个青年在今天的形格势禁之中,都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哪怕一点点空间,让自己能够相对正常地成长那么一点点。绑是肯定要绑着的,只要大环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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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搜狐教育  2017-05-14  142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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