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最困惑的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在和学生接触过程中发现，现在的孩子对科学的积极性和冲动少了一些，想象力少了一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潘建伟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出了这个心中盘桓已久的困惑。

潘建伟，中国量子信息研究领域著名学者，41岁成为我国最年轻的院士。他的研究成果曾5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4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是中国屈指可数的“世界领先”研究。

然而，在他看来，未来一代人的成长是比物理世界更复杂的问题。“在德国5年合作研究，我对比过很多中德学生，在创造力、想象力、动手能力方面，德国学生明显更强一些。”　

作为一名教师和两个孩子的父亲，潘建伟首先从教育当中找原因。“德国孩子在三年级之前学得很少，数学是很简单的加减法，但是学校有很多时间让孩子做手工、出去玩，有意思的活动比较多。而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拼命学习。”　

潘建伟做了个形象比喻：“这就像吃东西，哪怕是最好吃的东西，如果你整天不停地喂，他也就失去了好东西的感觉，甚至产生厌恶感。对不喜欢的东西，人就没有求知欲。”　

“要让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去玩。”潘建伟说。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潘建伟说：“小时候整天在山上跑，爬树、采花、摘野果，连作业也带到山上去写。我12岁还不怎么会写作文，所以说小时候少学一点没关系，提前学完全没必要。”　

在潘建伟看来，正是这段童年时光成为他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沃土。“刚上大学时，班里7个状元，我的成绩中等偏下，但是我的优点是，选择物理完全出于兴趣和爱好。”　

“我建议，大学阶段的教学也要做一些改革。国外不是一上来就把知识体系直接展开，而是要花很长时间讲物理学史。给学生展现整个人类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中，会看到知识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同时获得一种解决问题、创造知识的能力和方法。最后，一个最终的理论呈现在你面前，哇，科学的大幕拉开了！”说到这里，潘建伟变得兴奋，他正是这样被带入令人着迷的量子世界。　

“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文化。”潘建伟说，“科学上要取得大的成就，除了教育教学改革，更重要的是要有文化的土壤来提供养料，传统、道德、文学、艺术等等，都会给人一种底蕴。”　

“我常给人讲一个故事。我在阿尔卑斯山度假时发现，农民每天傍晚收工后会在村庄的露天音乐厅合奏乐曲。当地一个80多岁、坐轮椅的老太太曾对我说，她在《自然》杂志上读过我的文章，虽然读不懂。”

“我感觉，对科学和艺术的热爱是融入他们血液里的。相反，我们当前的文化氛围不鼓励人有这种对事物的好奇。国内的亲戚朋友包括媒体，最关心的是我的研究又发表了几篇文章，又获了什么奖。”潘建伟认为，这种外在的、功利的文化，对青少年影响很大，让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现实。更让他担忧的是，“一些学生联系我，想到我的实验室工作，不是为了兴趣，而是为了镀金，为了出国方便”。

“回到教育上，正是因为这种功利文化，求知变成了解难题、考高分、上好学校、找好工作。”潘建伟说。不过，他认为，这种功利文化并非中国传统，也不属于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可以随着社会发展得到改变，对此，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应负起责任。

“科研与考试无关，更不是高分学生的专利。只要你喜欢科学，能力差一点、没考上好学校都没关系，只要你一辈子盯紧一个目标，今天不行，明天再试，总有实现梦想的机会。”采访结束，潘建伟的这句话仍然在记者脑海中回旋，真希望当下那些焦虑的家长、老师和学生都能从中找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