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名家课堂
第二课堂
升学讲座
特级教师
世界名校公开课
中国校园健康行动 > 名师讲堂 > 特级教师 > 正文

我与启功先生的交往——纪念启功百年诞辰

自撰墓志铭(启功)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

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今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百年诞辰,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7年了。启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贡献卓著的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是一位爱党爱国的民主人士。他尊师重教,为人师表,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我是1942年与先生相识,并拜为书画老师的,至今已70周年。

1941年夏末,启功先生的书法展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我渴望见到他,是在参观了先生的书法展之后。当时我正在《书法精论》(1939年出版)一书的作者丁文隽先生(1905—1989)门下学习书法。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一走进展室,就见到挂满了启功先生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有中堂、条幅、楹联、扇面,还有没装裱的作品;有榜书、草书、行草、行楷,还有临摹晋唐的名人名帖,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是我第一次观看个人书法展,眼界大开,流连忘返。我接连参观两次,一是为了加深印象,二是想见到作者,但事与愿违,一直没能见到启先生。

1942年暑假,我们十多位男女同学,有辅仁大学美术系的,有国立艺专的,正在爱新觉罗·溥松窗先生(1913—1991)家中学画,突然有人喊:“启先生来了!”接着有人开门,有人让座,溥先生也放下手中的画笔,站起身来欢迎,并让启先生宽衣。我见来人,中等身材,身穿白夏布长衫,黑色圆口布鞋,手拿一折扇。圆圆的脸,戴着一副黑边圆形眼镜,满面笑容地进来了。宁静的画室顿时活跃起来。屋里的十多个人,只有我一人是第一次见到启先生,于是溥先生给我引见,说这是启功老师。我上前深深地给我仰慕已久的老师鞠了一躬,叫声:“启老师好。”先生和颜悦色地问起我的姓名、年龄、在何学校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从此,我与先生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之情。

此后,凡是同学们到溥先生家学画时,启先生都赶来为大家评评作业,答疑解惑。两位老师的密切往来,不仅是因为住得近,同在辅仁大学任教,还因同为满清皇族的爱新觉罗家族。溥先生是清惇亲王的孙子,曾祖父是道光皇帝;启先生的先祖是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和亲王,其后人逐渐分离出王府,靠科举考取官职,曾祖父溥良中进士入翰林,祖父毓隆也是翰林。从家族的辈分讲,启先生比溥先生小两辈,按年龄,启先生还长一岁。成年后,两人同为“松风画会”的成员,该会由溥雪斋(伒)先生组建于1928年,成员都是当时满族的名画家,如溥心畲(儒)、关松房、祁井西、惠孝同、溥松窗(佺)、启功、溥佐等人。可见,溥先生和启先生亲如兄弟。

我们这些在溥先生家中学画的同学们,实际上是在二位老师的共同悉心教导、传承之下学习的。溥先生把每个同学的作业批改后,即忙于创作;启先生是以口述讲评为主,很少动手创作,但有时也给同学画个册页,写个扇面等。我每次来不仅呈上画稿,同时把临写的碑、帖都拿来请二位老师赐教。启先生见我临写《张猛龙碑》,很高兴,给我讲临碑的方法,得知我在丁文隽先生家中学书法,还要我向丁先生问好。

在二位老师的精心教导下,经过三年多勤学苦练,我的山水画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1945年夏,我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入学后,到溥先生家去得少了,见启先生的机会也少了。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我没能来得及向几位老师告别就离开了北平,到解放区正定去了。

这一别就是整整30年。

“文革”后我调回北京工作,即开始寻访启功先生。我已听说了先生这些年的不幸遭遇:1956年,自幼抚育先生成人,相依为命的慈母和未出嫁的姑姑相继病逝;1958年,在北京画院协助工作的启功先生被补划为“右派”,剥夺了执教资格,停发工薪;1966年,在“文革”中受到批判;1975年,夫人章宝琛病逝,先生无子无女,孤身一人寄居在内弟章宝珩家,同年大病,险些丧命……年逾古稀的启先生能够承受住如此一连串的沉重打击,着实令人慨叹!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1978年秋,我住在西直门招待所,距启先生居住的小乘巷很近。一天晚饭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先生住地,来开门的正是章宝珩先生。只见院子不大,满地落叶,北房三间是章先生住的,两间平顶南房是启先生住的,正如先生自述的“宿舍两间,各方一丈”。我推门进入,见外间除在墙角支着一张木板床,堆有杂物外,没有任何东西。里屋挂一白布帘。挑开门帘,只见启先生半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室内一桌二椅,靠墙是一大书柜。我见先生起来,立即上前敬礼、问好,紧紧握住先生的手。先生对我的突然到来,一时目瞪口呆。当我坐下之后,才慢慢向先生汇报了我这30年的简要情况,并约定过几天再来看望先生。

这一年的秋、冬是我到启先生家次数最多的时期。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刚刚得到彻底平反,很少外出,客人很少,我的工作也不忙,一般吃过晚饭就没事了。每次见面,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经过多次交谈,我深感先生还是那么大度开朗,从不讲不愉快的事,也没有不满情绪,有时还爱讲些笑话。我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要不要请人照顾?先生说:“这样很好!”当我问起还作画吗?先生说:“不画了。”还说:“我要有条件,真想把过去的画都收回来!”以此表明对自己的画是不满意的。谈到书法时,他说:“我在‘文革’中替造反派抄了不少大字报,还受过表扬,说我抄得又快又好。所以,有些人说我的字是抄大字报练出来的。”我听后哭笑不得。在谈到书法创作时,启先生还对我讲述了他的“三不写”:一是没有出处的诗词不写;二是个人自作的不写;三是称谓不当的不写。并举例说:“台湾来人要我写‘国父孙中山像’,我就没写。因为只有国民党才称孙中山为‘国父’,我不是国民党。”我说是不应该写。

天气渐冷,启先生住的小屋生起个小煤球炉,还挺暖和的。我多次遇上先生吃晚饭,每次都是由章先生送来一小盘菜、一小碗米饭。启先生把菜放到炉盘上,边吃边烤火。我总提醒先生要注意安全,防止煤气中毒。有一天饭后,来了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进门来就对启先生说:“教我们这孩子写字吧!”先生回答说:“你们先教孩子学文化吧!没有文化学什么书法!”二位见屋里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只好走了。走后,先生对我说:“学书法不是练杂技,越小越好。”

和启先生交谈,主题总离不开书法。有一次先生讲到“书体”时说:“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从甲骨、金文、大小篆、隶和楷、行、草各个书体,这是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演变来的。不能说篆、隶优于楷、行、草,书体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当然在笔法、结体、章法上各有不同,各有特色,各有各的美。我知道先生从不写篆隶,所以,在谈到作为一位书法家要不要做到“各体皆精”时产生了分歧。我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先生却认为:“为了画鸡还要先画蛋,画蝴蝶先要画蛹吗?”我坚持说:“书法家还是应该兼攻各体,这样才能博采众长。”先生又说:“唱京剧的青衣还要会唱花脸吗?”这个问题没有再争论下去。

在谈到临写碑帖时,先生讲解“通过刀锋看笔锋”的观碑法,这是他多年临碑的经验之谈,即要透过碑刻的表面刀痕看出原来笔迹的真面目。讲到这里,先生还记得我临写过《张猛龙碑》,我俩一致认为这是北碑中的神品。我说,“从先生的书法艺术中,可以看出深得此碑字体的修长秀丽之美”,学书者不可不学。在深入探讨刀锋和笔锋时,我也讲:“不能把碑刻中的方笔都看成是刀锋,用毛笔同样可以写出有棱有角的方笔。如果把北碑和汉隶中的方笔都写成圆笔,也就不能称之为北碑和汉隶了。”先生没有反对我的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与启先生的密切接触,以及广泛深入、无拘无束的交谈,我受益匪浅,深深感悟到先生的人生理念、崇高的道德品质、渊博的学识、在书法艺术上的深层次探索,以及严谨科学的治学精神,无愧为令人崇敬的永世师表。遗憾的是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如此机遇了。

1982年,启功先生时逢古稀,离开了蛰居20多年的小乘巷,搬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这栋位于北区的6号小红楼,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楼,设备简陋,二层分东西两侧,启先生住西侧。每天下午,窗外树影摇曳,先生戏曰:“浮光掠影楼”,自寓主人的学识浅薄。此后,启功先生的生活起居、备课、创作书画、接待客人、辅导学生,都没有离开这栋红楼。

此时,高等院校的教育步入正轨,压在先生肩上的教学担子也越加繁重。学校成立学术委员会时,他被选为学术委员;开设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班,任导师,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校外活动也与日俱增,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84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换届,先生由第一届的副主席当选为第二届主席。来访的、索要书画作品的客人络绎不绝。

启先生为了讲学和文化交流,还接连去香港,出国赴日本、韩国、新加坡。他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劳累,加之年事已高,体弱、失眠,有时彻夜不能入睡。有一次,我上午11点去启先生家中,只见屋内坐满客人,待客人走后,我见桌上早餐没动,想要把牛奶加热请先生用。先生说:“我不想吃。”又说:“昨夜没睡。”我见先生疲惫不堪,只好扶他去休息。不久,我再次去看望先生,只见门外贴有一信函,是学校写的,并盖有红色公章,内容是函告:“为了保证启功先生的工作、休息,每日上午不会客。”我看后为之叫好。

如果说过去我见启先生挥毫、创作书画的机会少,自搬到红楼以后,机会就多了起来。经常,启先生半天也放不下笔,有的客人张口就要四五件,先生是有求必应。有一次,下午写到天快黑了,写了十多件。为了让先生休息一会,我自荐来替他盖章。先生却说:“不忙,我自己来。”这使我联想到:先生每创作一幅作品,从选纸、裁纸、选笔、调墨,到最后用印,都是自己动手,十分认真,从不要他人代劳。例如用印,要根据每件作品的落款位置、选定用印的大小,用一方还是两方。凡用两方的,上必为阴文,下为阳文;上为名章,下为字。用印的位置、距离、清晰度等都恰到好处,一丝不苟。一件作品完成后,还要反复检查,没有任何瑕疵,最后才出手。这种真诚的创作精神是无愧于书法艺术的。这些对我无疑是最好的身教。

有一次我遇上启先生代人鉴定书法长卷,约有四五米。展开后,只露出一段文字,没露作者署名。先生便肯定地说:“好!”并毫不迟疑地说出作者姓名,随后再展出作者署名。如此计有清代名家姚鼐等十多人的题跋,没有一个错的。我们几个围观者,无不为之惊叹,一致称赞先生在鉴定古文物中的一双慧眼。

我经常去看望启先生,主要是感到他年龄日高,身边无人照顾,想帮助他做些事,先生也从不把我当客人。有一次我上楼,见先生下楼外出,我见无人无车来接,就搀扶先生下楼,走出校门。我要给先生拦出租车,先生执意不肯,直奔公交车站,我只好把先生送上了车。在这之前,我曾听说先生为了挤公交车,曾摔得鼻青脸肿。

自启先生搬进红楼,我只有一次向先生求教、请他审阅我的书画作品。那是199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准备在北京、广州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大部分作品拟请先生审定。我带去几十件书画,先生兴致勃勃地一件件仔细认真地看起来。见我的国画山水大多数取材于祖国的名山、胜地,尤以黄山、桂林为多,先生高兴地说:“你的画有了很大变化,很好!”当我一再请先生提出意见时,他只是对个别作品的着色等讲了点意见。当审查书法作品时,先生只是说:“好!”当看到篆书、隶书后,还加了一句:“我写不了。”我说:“您太客气了。”一再请先生提些具体意见。先生讲了他写行草书的经验,说:“写行草讲究连贯,在落笔和收笔时,最好不要一个字一落一收,而是藏在下一个字的中间,这样看起来字与字笔笔相连,笔断意连。”最后,先生欣然命笔为我题写了展名“那启贤书画展”,还为我的书画集题写了书名《那启贤书画选集》。

在和启先生闲谈中,我曾说到市场上有很多他的书法赝品,10元一件。先生说:“人家要吃饭嘛,你能不让人写?”当说到如何鉴别真伪时,先生说:“写的最不好的就是我的。”我还问过先生:“听说拟请您担任书法博士生导师?”先生回答说:“我不行,我不用‘搏’,一碰就倒了。”随后,先生又反问我:“你说字写得什么样子就是博士呢?”我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我对先生说:“现在有人大量收集和收藏一些书法家的作品呢!”先生说:“有些人的作品,在作者死后升值,有的也不一定能升值。”

公元2001年,当我听说国务院聘请启功先生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后,说:“您现在是部级待遇了,应配专车了。”先生笑着说:“我不急。”

2001年11月,原辅仁大学美术系学生、我的师姐拟在炎黄艺术馆举办画展,由我代请年已八十有九的启先生主持开幕式,先生高兴地同意去。当我说我用车来接先生时,先生说:“不必!我现在有车了。”第二天上午,我在展厅门口接先生时,见他乘坐了一辆新的奥迪车。

在以后的3年里,我也患了和启先生同样的眼疾——“眼底黄斑变性”,先生说:“我们同病相怜。”由于忙于治病,视力也在不断衰退,我很少去看望先生了,直到最后在巨大的遗像前和先生告别。

分享到:
来源:光明日报  2014-05-16  4888 0
中国校园健康行动城市联盟

上海市

重庆市

浙江省

山东省

黑龙江省

江西省

甘肃省

福建省

海南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Copyright © 2011 chinaschool.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 07010518号

执行单位:中玉之天(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北京捷图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