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撰墓志铭（启功）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

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今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百年诞辰，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7年了。启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贡献卓著的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是一位爱党爱国的民主人士。他尊师重教，为人师表，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我是1942年与先生相识，并拜为书画老师的，至今已70周年。

1941年夏末，启功先生的书法展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我渴望见到他，是在参观了先生的书法展之后。当时我正在《书法精论》（1939年出版）一书的作者丁文隽先生（1905—1989）门下学习书法。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一走进展室，就见到挂满了启功先生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有中堂、条幅、楹联、扇面，还有没装裱的作品；有榜书、草书、行草、行楷，还有临摹晋唐的名人名帖，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是我第一次观看个人书法展，眼界大开，流连忘返。我接连参观两次，一是为了加深印象，二是想见到作者，但事与愿违，一直没能见到启先生。

1942年暑假，我们十多位男女同学，有辅仁大学美术系的，有国立艺专的，正在爱新觉罗·溥松窗先生（1913—1991）家中学画，突然有人喊：“启先生来了！”接着有人开门，有人让座，溥先生也放下手中的画笔，站起身来欢迎，并让启先生宽衣。我见来人，中等身材，身穿白夏布长衫，黑色圆口布鞋，手拿一折扇。圆圆的脸，戴着一副黑边圆形眼镜，满面笑容地进来了。宁静的画室顿时活跃起来。屋里的十多个人，只有我一人是第一次见到启先生，于是溥先生给我引见，说这是启功老师。我上前深深地给我仰慕已久的老师鞠了一躬，叫声：“启老师好。”先生和颜悦色地问起我的姓名、年龄、在何学校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从此，我与先生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之情。

此后，凡是同学们到溥先生家学画时，启先生都赶来为大家评评作业，答疑解惑。两位老师的密切往来，不仅是因为住得近，同在辅仁大学任教，还因同为满清皇族的爱新觉罗家族。溥先生是清惇亲王的孙子，曾祖父是道光皇帝；启先生的先祖是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和亲王，其后人逐渐分离出王府，靠科举考取官职，曾祖父溥良中进士入翰林，祖父毓隆也是翰林。从家族的辈分讲，启先生比溥先生小两辈，按年龄，启先生还长一岁。成年后，两人同为“松风画会”的成员，该会由溥雪斋（伒）先生组建于1928年，成员都是当时满族的名画家，如溥心畲（儒）、关松房、祁井西、惠孝同、溥松窗（佺）、启功、溥佐等人。可见，溥先生和启先生亲如兄弟。

我们这些在溥先生家中学画的同学们，实际上是在二位老师的共同悉心教导、传承之下学习的。溥先生把每个同学的作业批改后，即忙于创作；启先生是以口述讲评为主，很少动手创作，但有时也给同学画个册页，写个扇面等。我每次来不仅呈上画稿，同时把临写的碑、帖都拿来请二位老师赐教。启先生见我临写《张猛龙碑》，很高兴，给我讲临碑的方法，得知我在丁文隽先生家中学书法，还要我向丁先生问好。

在二位老师的精心教导下，经过三年多勤学苦练，我的山水画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1945年夏，我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入学后，到溥先生家去得少了，见启先生的机会也少了。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我没能来得及向几位老师告别就离开了北平，到解放区正定去了。

这一别就是整整30年。

“文革”后我调回北京工作，即开始寻访启功先生。我已听说了先生这些年的不幸遭遇：1956年，自幼抚育先生成人，相依为命的慈母和未出嫁的姑姑相继病逝；1958年，在北京画院协助工作的启功先生被补划为“右派”，剥夺了执教资格，停发工薪；1966年，在“文革”中受到批判；1975年，夫人章宝琛病逝，先生无子无女，孤身一人寄居在内弟章宝珩家，同年大病，险些丧命……年逾古稀的启先生能够承受住如此一连串的沉重打击，着实令人慨叹！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1978年秋，我住在西直门招待所，距启先生居住的小乘巷很近。一天晚饭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先生住地，来开门的正是章宝珩先生。只见院子不大，满地落叶，北房三间是章先生住的，两间平顶南房是启先生住的，正如先生自述的“宿舍两间，各方一丈”。我推门进入，见外间除在墙角支着一张木板床，堆有杂物外，没有任何东西。里屋挂一白布帘。挑开门帘，只见启先生半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室内一桌二椅，靠墙是一大书柜。我见先生起来，立即上前敬礼、问好，紧紧握住先生的手。先生对我的突然到来，一时目瞪口呆。当我坐下之后，才慢慢向先生汇报了我这30年的简要情况，并约定过几天再来看望先生。

这一年的秋、冬是我到启先生家次数最多的时期。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刚刚得到彻底平反，很少外出，客人很少，我的工作也不忙，一般吃过晚饭就没事了。每次见面，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经过多次交谈，我深感先生还是那么大度开朗，从不讲不愉快的事，也没有不满情绪，有时还爱讲些笑话。我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要不要请人照顾？先生说：“这样很好！”当我问起还作画吗？先生说：“不画了。”还说：“我要有条件，真想把过去的画都收回来！”以此表明对自己的画是不满意的。谈到书法时，他说：“我在‘文革’中替造反派抄了不少大字报，还受过表扬，说我抄得又快又好。所以，有些人说我的字是抄大字报练出来的。”我听后哭笑不得。在谈到书法创作时，启先生还对我讲述了他的“三不写”：一是没有出处的诗词不写；二是个人自作的不写；三是称谓不当的不写。并举例说：“台湾来人要我写‘国父孙中山像’，我就没写。因为只有国民党才称孙中山为‘国父’，我不是国民党。”我说是不应该写。

天气渐冷，启先生住的小屋生起个小煤球炉，还挺暖和的。我多次遇上先生吃晚饭，每次都是由章先生送来一小盘菜、一小碗米饭。启先生把菜放到炉盘上，边吃边烤火。我总提醒先生要注意安全，防止煤气中毒。有一天饭后，来了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进门来就对启先生说：“教我们这孩子写字吧！”先生回答说：“你们先教孩子学文化吧！没有文化学什么书法！”二位见屋里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只好走了。走后，先生对我说：“学书法不是练杂技，越小越好。”

和启先生交谈，主题总离不开书法。有一次先生讲到“书体”时说：“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从甲骨、金文、大小篆、隶和楷、行、草各个书体，这是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演变来的。不能说篆、隶优于楷、行、草，书体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当然在笔法、结体、章法上各有不同，各有特色，各有各的美。我知道先生从不写篆隶，所以，在谈到作为一位书法家要不要做到“各体皆精”时产生了分歧。我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先生却认为：“为了画鸡还要先画蛋，画蝴蝶先要画蛹吗？”我坚持说：“书法家还是应该兼攻各体，这样才能博采众长。”先生又说：“唱京剧的青衣还要会唱花脸吗？”这个问题没有再争论下去。

在谈到临写碑帖时，先生讲解“通过刀锋看笔锋”的观碑法，这是他多年临碑的经验之谈，即要透过碑刻的表面刀痕看出原来笔迹的真面目。讲到这里，先生还记得我临写过《张猛龙碑》，我俩一致认为这是北碑中的神品。我说，“从先生的书法艺术中，可以看出深得此碑字体的修长秀丽之美”，学书者不可不学。在深入探讨刀锋和笔锋时，我也讲：“不能把碑刻中的方笔都看成是刀锋，用毛笔同样可以写出有棱有角的方笔。如果把北碑和汉隶中的方笔都写成圆笔，也就不能称之为北碑和汉隶了。”先生没有反对我的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与启先生的密切接触，以及广泛深入、无拘无束的交谈，我受益匪浅，深深感悟到先生的人生理念、崇高的道德品质、渊博的学识、在书法艺术上的深层次探索，以及严谨科学的治学精神，无愧为令人崇敬的永世师表。遗憾的是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如此机遇了。

1982年，启功先生时逢古稀，离开了蛰居20多年的小乘巷，搬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这栋位于北区的6号小红楼，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楼，设备简陋，二层分东西两侧，启先生住西侧。每天下午，窗外树影摇曳，先生戏曰：“浮光掠影楼”，自寓主人的学识浅薄。此后，启功先生的生活起居、备课、创作书画、接待客人、辅导学生，都没有离开这栋红楼。

此时，高等院校的教育步入正轨，压在先生肩上的教学担子也越加繁重。学校成立学术委员会时，他被选为学术委员；开设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班，任导师，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校外活动也与日俱增，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84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换届，先生由第一届的副主席当选为第二届主席。来访的、索要书画作品的客人络绎不绝。

启先生为了讲学和文化交流，还接连去香港，出国赴日本、韩国、新加坡。他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劳累，加之年事已高，体弱、失眠，有时彻夜不能入睡。有一次，我上午11点去启先生家中，只见屋内坐满客人，待客人走后，我见桌上早餐没动，想要把牛奶加热请先生用。先生说：“我不想吃。”又说：“昨夜没睡。”我见先生疲惫不堪，只好扶他去休息。不久，我再次去看望先生，只见门外贴有一信函，是学校写的，并盖有红色公章，内容是函告：“为了保证启功先生的工作、休息，每日上午不会客。”我看后为之叫好。

如果说过去我见启先生挥毫、创作书画的机会少，自搬到红楼以后，机会就多了起来。经常，启先生半天也放不下笔，有的客人张口就要四五件，先生是有求必应。有一次，下午写到天快黑了，写了十多件。为了让先生休息一会，我自荐来替他盖章。先生却说：“不忙，我自己来。”这使我联想到：先生每创作一幅作品，从选纸、裁纸、选笔、调墨，到最后用印，都是自己动手，十分认真，从不要他人代劳。例如用印，要根据每件作品的落款位置、选定用印的大小，用一方还是两方。凡用两方的，上必为阴文，下为阳文；上为名章，下为字。用印的位置、距离、清晰度等都恰到好处，一丝不苟。一件作品完成后，还要反复检查，没有任何瑕疵，最后才出手。这种真诚的创作精神是无愧于书法艺术的。这些对我无疑是最好的身教。

有一次我遇上启先生代人鉴定书法长卷，约有四五米。展开后，只露出一段文字，没露作者署名。先生便肯定地说：“好！”并毫不迟疑地说出作者姓名，随后再展出作者署名。如此计有清代名家姚鼐等十多人的题跋，没有一个错的。我们几个围观者，无不为之惊叹，一致称赞先生在鉴定古文物中的一双慧眼。

我经常去看望启先生，主要是感到他年龄日高，身边无人照顾，想帮助他做些事，先生也从不把我当客人。有一次我上楼，见先生下楼外出，我见无人无车来接，就搀扶先生下楼，走出校门。我要给先生拦出租车，先生执意不肯，直奔公交车站，我只好把先生送上了车。在这之前，我曾听说先生为了挤公交车，曾摔得鼻青脸肿。

自启先生搬进红楼，我只有一次向先生求教、请他审阅我的书画作品。那是199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准备在北京、广州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大部分作品拟请先生审定。我带去几十件书画，先生兴致勃勃地一件件仔细认真地看起来。见我的国画山水大多数取材于祖国的名山、胜地，尤以黄山、桂林为多，先生高兴地说：“你的画有了很大变化，很好！”当我一再请先生提出意见时，他只是对个别作品的着色等讲了点意见。当审查书法作品时，先生只是说：“好！”当看到篆书、隶书后，还加了一句：“我写不了。”我说：“您太客气了。”一再请先生提些具体意见。先生讲了他写行草书的经验，说：“写行草讲究连贯，在落笔和收笔时，最好不要一个字一落一收，而是藏在下一个字的中间，这样看起来字与字笔笔相连，笔断意连。”最后，先生欣然命笔为我题写了展名“那启贤书画展”，还为我的书画集题写了书名《那启贤书画选集》。

在和启先生闲谈中，我曾说到市场上有很多他的书法赝品，10元一件。先生说：“人家要吃饭嘛，你能不让人写？”当说到如何鉴别真伪时，先生说：“写的最不好的就是我的。”我还问过先生：“听说拟请您担任书法博士生导师？”先生回答说：“我不行，我不用‘搏’，一碰就倒了。”随后，先生又反问我：“你说字写得什么样子就是博士呢？”我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我对先生说：“现在有人大量收集和收藏一些书法家的作品呢！”先生说：“有些人的作品，在作者死后升值，有的也不一定能升值。”

公元2001年，当我听说国务院聘请启功先生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后，说：“您现在是部级待遇了，应配专车了。”先生笑着说：“我不急。”

2001年11月，原辅仁大学美术系学生、我的师姐拟在炎黄艺术馆举办画展，由我代请年已八十有九的启先生主持开幕式，先生高兴地同意去。当我说我用车来接先生时，先生说：“不必！我现在有车了。”第二天上午，我在展厅门口接先生时，见他乘坐了一辆新的奥迪车。

在以后的3年里，我也患了和启先生同样的眼疾——“眼底黄斑变性”，先生说：“我们同病相怜。”由于忙于治病，视力也在不断衰退，我很少去看望先生了，直到最后在巨大的遗像前和先生告别。